第(3/3)页 他合上抽屉，叹了口气。 思想阵地的失守，往往始于最温柔的渗透。 当年轻人更熟悉孙悟空，而不是卓娅时，有些东西就已经永远改变了。 …… 西贡，人才战略评估中心。 巨大的屏幕上显示着一张动态地图：苏联全境，上千个光点在闪烁。 每个光点代表一个被九黎情报网络标记的“潜在人才”。 “红色光点是军工和科研系统的核心人员，”分析员汇报道。 “共437人，包括：洲际导弹制导专家，核潜艇反应堆设计师，战斗机气动布局专家，超级计算机架构师等。” “我们已经通过学术交流，私下接触，物质援助等方式，与其中89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联系。” “绿色光点是文化艺术界人士，”分析员切换图层，“共1123人，包括：作家，画家，音乐家，电影导演等。” “这些人不一定有直接技术价值，但他们是社会思潮的塑造者。” “我们的文化产品流入后，他们中许多人主动研究九黎文化，产生了合作意愿。” “黄色光点是青少年天才，通过我们在苏联各地赞助的数学，物理，计算机竞赛，我们锁定了267名16岁以下的顶尖苗子。” “其中42人已获得九黎科学院少年班的邀请函，当然，以国际夏令营名义。” 龙怀安站在屏幕前，目光深邃。 “人才档案呢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 “我们建立了三级档案制度。” 分析员调出样例。 “第一级是基础档案。” “包括姓名，年龄，专业，工作单位，家庭情况，经济状况。” “这部分来自公开资料和常规情报收集。” “第二级是弱点与需求分析。” “比如，谢尔盖·科瓦廖夫，米格设计局高级工程师，48岁，女儿患罕见病需要西德药物治疗，月薪仅320卢布，无力承担。” “我们已通过波兰的医疗中介，为其提供资助，并暗示资金来源与九黎的国际医疗慈善基金有关，他现在对我们心存感激。” “第三级是心理评估与转化路径。” “这是最耗时的部分，我们通过接触者观察，心理侧写，价值观测试，评估每个人对苏联体制的忠诚度，对西方或东方的态度，个人理想与欲望。” “然后设计个性化的接触方案。” 龙怀安点头：“比如？” “比如，瓦列里·彼得连科，28岁，软件天才，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，负责军用操作系统开发。” “他热爱编程，但对官僚体系极度不满，梦想是写出全世界都在用的软件。” “我们的评估是：技术理想主义者，对意识形态淡漠，渴望国际认可和创作自由。” 分析员调出方案：“接触分四步：第一步，通过匈牙利学术会议，让他偶然读到九黎计算机科学家关于开源操作系统的论文，激发共鸣。” “第二步，安排他在黑市买到九黎产的轩辕-2个人计算机，体验其先进的开发环境。” “第三步，通过地下渠道，让他获得九黎的编程大赛邀请函，匿名参赛，获得国际奖项。” “第四步，时机成熟时，提供九黎顶尖软件实验室的工作邀请，承诺研发自主权，国际发表自由，薪酬是苏联的二十倍。” “这类理想主义者，成功率在70%以上。” “而且一旦成功，他会成为榜样，吸引更多同类人才。” 龙怀安走到窗前。 夜色中，西贡的灯火如星海。他知道，历史正走向那个关键节点。 苏联的解体不是会不会发生，而是何时发生，以何种形式发生。 因为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完全的外部因素，而是内部的，结构性的问题。 这一切的根源，在勋总上位，权力分散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了。 甚至，在过于重视重工业，忽视轻工业的时候，一切就已经注定了。 哪怕是光宗这个有能力的人上位，也无力回天。 那时的苏联已经是积重难返。 哪怕没有戈尔巴乔夫，也会有其他的人将其推入深渊。 而九黎要做的，是在崩溃发生时，成为最优雅，最从容的接收者。 接收的不仅是技术图纸和机器设备，更是创造这些技术和机器的人。 “继续完善档案，”龙怀安转身强调，“特别是那些红色光点。” “对于顶尖人才，可以提前布局，邀请他们以‘学术访问’名义来九黎，期间展示我们的科研环境，生活水平，学术自由。” “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可能。” “如果他们回国后向克格勃报告呢？” “那就证明他们不是我们要的人。”龙怀安平静地说，“真正的人才，懂得权衡。” “当苏联的实验室连基本试剂都配不齐，当他们的论文因保密规定无法发表，当他们的工资买不起孩子的奶粉时，选择就会变得简单。” 他最后看了一眼屏幕。 上千个光点，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可能改变某个领域的人。 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，这些人会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飘向能让他们生根发芽的土地。 而九黎，已经在风中准备好了最肥沃的土壤。 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 在莫斯科，排队购买面包的队伍比往年更长。 在列宁格勒，供暖不足的公寓里，年轻人围在灵猴掌机前，短暂忘记寒冷。 在基辅的军工城，总工程师看着空空如也的备件仓库，知道下个月的生产指标又完不成了。 而在看不见的网络中，欲望与理想在发酵，忠诚与背叛在酝酿。 铁幕正在从内部锈蚀，不是被炮弹，而是被罐头，游戏机，漫画书，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。 第(3/3)页